官场正副职

辛国梁VOICE

    许多副职与正职是有差别的：正部级单位的公章直径是5厘米，副部级的是4.5厘米；正省部长级干部配备价格在45万元以内的小轿车；副部长级的标准在35万以内，排气量都在3.0升及以下；部级干部的办公室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副部级的不超过42平方米；正部级干部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为220平方米，副部级190平方米。
    即便退休了，正职与副职也平等不了：退休后部级干部可以有专车，副部级就没有了，但也会保证用车；部长退休了还有专职秘书，副部长不会再配，但如果退休后还在一些学会、协会兼职，这些单位一般都会配；副部级的医疗证封皮是蓝色的，正部级是绿色的。正部级的费用直接由卫生部门与医院结算，副部级的费用则要到原 单位报销。
    正副部级官员的差别，与基层的官员相比，在中国应该算执行得相对较好的。在基层官场，官员们的座驾、房屋、办公室、秘书配备等，超标的情形比比皆是。我所见到的县市委书记、县市长们，不少都坐着超标的越野吉普。他们或他们的下属大多都是这么解释的：基层干部经常要下乡，路况不好，必须得有这么一辆车。
    中国的规章制度甚至法律，常常得不到完整的执行，正是常有上述那类听起来好像情有可原的例外。纳税人纳税赎买公务员的服务，这服务稍微好一点，就往往成了一种恩赐。因为，纳税人失去了自由赎买服务的权利。
    回到权力差距的话题上，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确实，正副职之间的职级看似仅差一步，实际权力却相距千里。
制约变服务
    读过题为《中国古代官场上的“正、副职”：到底谁怕谁？》的文章，说“领导班子”   之所以多取正副官员相辅模式，一方面是借助副职对正官的辅助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寓有相互制约之意。古代官场，一级政府往往设一正一副或二副。
    明朝何良俊记载：嘉靖时，松江府的同知吴献臣与知府刘琬的相处相当有趣。按照惯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与同僚相见后，副职官员各自回自己的办公室办事，惟独吴献臣不走，就在府堂一侧坐着，监视刘琬办公。一旦刘知府言行稍微有什么不当之处，吴献臣马上当面指责。刘琬也是一个在官场上颇有声望的官员，怎么能够心甘 情愿受到这种制约呢？有次他看见吴献臣不走，就故意不办公，干脆和他相对而坐，忿忿地说：“看你有能耐闲坐到什么时候！”吴献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只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围吐一圈唾沫（据说虱子怕唾），然后直视刘知府道：“看你这家伙能走到哪里去！”
    如今，各级政府所设副职都在七人左右。若加上“不占副职职数指标”的挂职干部，副职还会多一两个。副职虽多，相互制约的作用并未相应数倍增强。
    又读张程先生的《做事还是做官》一文。文中说起官员与幕僚的关系：官员和幕僚，往好了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拉下来说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利益相关、荣辱与共，往坏了说则是相互利用、相互提防的关系。幕僚的岗位很重要，以至于古代师爷这种职业甚至出现了世袭。相较而言，现如今正副职之间少了很多相互制约，倒 是与古代官员与幕僚的上述关系颇为类似。
    还是开头说的那个饭局上，有副职讲了一个现实版的正副职之争的故事：某单位开党组会，正职对其中一个副职说，副职就是为正职服务的太监。副职怒，党组会没能开下去，并向组织控诉。最后，正职道歉了事。讲完这个故事，大家难免要议论一番，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虽然事实上就是如此，但这么公开说出来很过分。
    正副之间相互制衡变成了下级给上级服务，让制约监督的设想流产。当然，我们很少看到副职监督正职，但没看到并不表明就完全没有。曾有两则这样的新闻：一则发生湖南衡阳，我曾去亲访，大概是正职要在副职分管的领域安排一个女同志，而副职有些不太乐意，争吵时情绪失控大打出手。这几天，衡阳又发生质监局科长与副 科长大打出手的事情，厮打中科长咬掉了副科张的鼻子。令另一则发生在湖北，副职找正职报销一笔没有报销的招待费发生分歧，大打出手。后两事不曾亲访，只是耳闻。
    官场正副职大打出手的情形，并不多见。但两湖官场的打斗事件，仍没有超出权力和私利之争的范畴。正职过于强势，副职的权力空间所剩无几，导致副职采取了最原始的方式反击——用拳头说话。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曾关注湖南数名不时向体制内暗黑或同僚开炮的官员。这些人中，全部都是副职，没一个正职。正职，相对表现得总那么“顾大局”，总是很 “政治正确”。现有的事实也均无法证实，那些敢于放炮的副职们一旦成为正职是否还有现在这种敢说话、敢说真话、敢不怕得罪同僚说真话的勇气。
    正职与副职之间，无制约彼此监督，少正常同事关系，不似正常人际关系。正因如此，我们如今不见“同志”而常见“上下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