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无法忽视中国--专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贝尔斯

Tosiyosi

【Tosiyosi语。被采访的是欧洲人。不免有夸欧洲，贬美国和中国之嫌。总的说是一篇比较好的文章。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有关世界安全的智库。文章来自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tory.cfm?storyid=1752&charid=1】

从吸纳中国参加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工程，乃至为对华军售解禁而同华盛顿发生“口水仗”，欧洲在众多方面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明显与美国不同。欧盟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在同中国发展政府间最紧密和最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仅2004年，至少有７位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了中国，中法进行了联合海军演习，英国更在帮助中国训练维和人员方面功不可没。欧洲国家的部级官员大多同中国有所接触。2005年的接连两个月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踏上欧洲大陆。

“美国和欧洲看中国的眼光极为不同。欧洲看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国，而欧洲的理念是，如果这样一个大国致力于和平，那么这一地区就会稳定。因此，欧洲对中国崛起自然的反应是在中国身上做工作，加强同中国的相互依赖，然后将中国带往欧洲想要的方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长艾利森·贝尔斯（Alyson Bailes）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与思想者对谈”栏目的专访时说，“美国却不同。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存在，他的本能反应是将这一大国看作是自己的敌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

同是中国崛起，欧洲视角和美国视角截然不同

面对威胁时，欧洲国家的态度是，“我们将帮助他们改变”，“我们可以让他们洗心革面”。欧洲的这种自信来源于其在近现代史中有过的彻底改造敌国的经验。从咄咄逼人的奥匈帝国到气势汹汹的纳粹德国，无论它们曾多么嚣张一时而具进攻性，“历史的终结”是，他们都成为欧洲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Tosiyosi语。这有点自夸。一战后欧洲国家拒绝了美国总统Wilson的宽大德国的建议。对德国的非常苛刻的和约为纳粹后来执政德国提供了一定的土壤。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成就既得益于德国的虔诚认罪和法国的宽大胸怀，也与美国人民慷慨的援助和苏联的威胁有很大关系。】

“对于威胁，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把你们从地球上抹平。’而当欧洲在处理威胁时，其惯常的思路是加强相互依赖。因为欧洲认为，如果相互依赖真正建立起来，双方关系自然会稳定下来，欧洲便可以接着采取改造对方的行动，”贝尔斯说。

对于中国，欧洲的视角还有两个独特之处。欧洲已经看到，虽然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尚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中国愿意约束自己。

“欧洲认为，中国在同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中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中国需要自我约束，才能避免周边小国对自己感到恐惧。欧洲国家看到这一点，认为中国的这一认识对于地区关系和平发展孕育了机遇。”贝尔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另外，欧洲认为过去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一旦签署国际条约，就不会打破承诺。欧洲认为，这是更好地防止中国使用武力的可取之道。美国却不容易看到这一点，而宁可利用自己‘独大’的地位来结成种种地区安全同盟，将中国周边国家拉在一起，以备不测。”

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以至于后来的和谐世界，中国使用不同语言，尽力强调的是自己非军事性发展的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尽量使用的也只是软实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证明自己愿意接受包括条约在内的多边制度性束缚，这不仅是让中国自己避免在经济崛起之后爆发军事冲动的有效途径，更是让欧洲放心同中国全方位接触的基点。当然，退一步说，欧洲付得起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代价，因为此欧洲非彼欧洲，欧洲并没有在担负美国目前对韩、日及台湾地区所持有的安全义务。

“美国在东亚地区所拥有的安全义务、地位和利益，多少同100年前的欧洲在亚洲的情况有所相同。殖民历史－－那些过去的坏时光－－既是欧洲在东亚历史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对东亚怀有罪恶感的原因。美国目前必须要肩负更困难的工作，”贝尔斯说。

欧洲和美国，渐行渐远？

欧洲曾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结成铁杆的同盟，然而从欧洲人对9·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诟病，到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曾公开嘲讽“旧欧洲”，惹上离间欧洲的嫌疑，让人不禁怀疑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明天是否仍然阳光普照。

贝尔斯认为，欧洲同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本能反应非常不同。欧洲一体化已经进行了50多年，对欧洲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使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建立于共同法律之上、高于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国际秩序的可能。同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更倾向于接受基于法律之上的国际关系，也更愿意为了一个更大的、更好的目标而接受自我束缚。

“欧洲国家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欧洲土地上发生有强烈的历史罪恶感，因此没有欧洲人觉得他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欧洲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最起码的不同，”贝尔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贝尔斯对美国2008年后回归理性仍然抱有希望。她指出，根据美国的历次民意调查，多数美国人同意美国更多地加入国际多边条约，加强以国际合作的渠道来解决争端问题，希望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这都意味着，如果布什政府下台，美国是有可能回到正途上去。

美国和欧洲面对的一个双方都不愿明说的问题，就是新欧洲为什么向美国走近？对于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50年的大多数欧洲人来讲，美国区分新旧欧洲，甚至拉新欧洲打旧欧洲，无疑让他们觉得芒刺在背。

美国正在与包括波兰和捷克在内的部分中东欧国家进行谈判，商讨建立导弹拦截基地的问题。华盛顿计划在波兰建立导弹发射装置，在捷克建立雷达系统。美国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不仅让俄罗斯大为不满，也在欧洲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一问题有可能导致欧洲的分裂。

“事态发展至今首先是北约的错。”贝尔斯说，“冷战后，虽然欧洲进行了政治上的‘东进’，政治控制范围向东扩展，但是北约并没有进行战略和军事实力上的跟进。比如，核武器部署没有向原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扩展。北约最早这样做的一个历史原因是捷克极力反对在本国领土部署核武器，但是事情如此发展，主要原因是北约有意为之。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给欧洲其实带来的是更多的风险。”

如果任何欧洲国家遭到核武器的攻击，欧洲将诉诸于集体防御。然而，对于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传统威胁，欧洲国家之间并没有相互的安全保障。北约尤其对新欧洲国家倡导的是，“把你最好的部队派到阿富汗去吧！”

“这无疑是‘定时炸弹’，因为‘新欧洲’国家某一天一觉醒来，开始担心‘谁来保护我？’这时候，美国正好拿着拟好的军事计划插进来，新欧洲国家当然乐意洗耳恭听。”贝尔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新欧洲’国家害怕俄罗斯。他们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尤其激怒了俄罗斯，让这些国家更感到岌岌可危。所以，新欧洲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基本是一个坏主意。”

军控40年，世界大不同

回顾过去40年的军备控制历程，贝尔斯认为冷战时期世界军控发展的成果既不完美，也不彻底。关于核武器的限制，仅仅限于美国和苏联，而不针对其他三个核武国家（英法中）。世界军控的另一个失败是，全球性的军备控制条约只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地雷等低技术武器进行了限制，而对于经常决定战争输赢的大型武器装备，比如坦克和火炮，以及冲突中常常引发更大伤亡的小型武器，比如枪支，没有全球性的限制公约。贝尔斯认为，这是因为1995年以来世界大国没有把精力和注意力放到加强和维护世界军备控制的成果上。

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加强在前苏联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而美国真正关注的威胁不再是大国强国，而是已经或者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弱小国家和恐怖分子。由此，超级大国不再把控制另一个大国的军备发展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世界面临的任务也由此从军备控制转移到防扩散上来。

“事实上，反恐是北半球富国的议程。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绝大多数的穷国人民来说，是战争而非恐怖主义在致他们于死地。世界原来面对的任务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富国篡改了，”贝尔斯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贝尔斯对世界军控历程的另一个批评是，布什政府当政的美国在防扩散问题上提倡区分“好人”和“流氓”，将国际条约抛在一边，对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进行不同处理，比如对伊拉克进行军事征服，对利比亚收买，同朝鲜讨价还价。其逻辑是，如果“流氓”愿意躲过军备控制条约束缚，那么为什么拿这些条约来束缚“好人”呢？美国为首鼓吹的这一逻辑使得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所面临的军控任务尤其难以完成。

“美国这样做，并没有使得武器扩散停滞不前，而是把它们推到了不同方向，一个非传统的方向，”贝尔斯说。

话说SIPRI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是1966年由一对带有左派倾向的瑞典夫妇创立的。其在成立之初，不仅致力于对瑞典以及欧洲事务的研究，更是立志要超越冷战、东西方冲突的范围来研究国际事务。研究所有55名工作人员，每年出版一本被广为关注的产品－－SIPRI年鉴。贝尔斯解释说，年鉴的编写队伍不仅包括SIPRI研究人员，还有世界各地的专家，比如2006年的SIPRI年鉴部分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SI）之下的防务信息研究中心（CDI）的两位专家特里萨·赫金斯（Theresa Hitchens）和托马斯·渥拉斯科（Thomas Vlask）撰写。SIPRI年鉴中文版目前由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中心（最近改名为国研所军控与防扩散中心）主任滕建群翻译出版。

2006年，SIPRI成立40周年。2007年，英国人贝尔斯将在不久后从SIPRI所长的岗位上卸任，转到冰岛继续她的职业生涯。SIPRI新所长将由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担纲。季北慈在加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之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工作，擅长研究中国军力和艾滋病问题。

“SIPRI选中季北慈，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是他是美国人，而美国本身仍是世界大国政治的重要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季北慈对中国发展走向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们希望他的到来将大大加强SIPRI对于中国的研究，因为中国在崛起，世界无法忽视中国，SIPRI无法忽视中国，”贝尔斯最后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