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在香港拣拾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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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捡拾学术中国

艾墨
    整整一个月，中国的媒体镜头紧紧地聚焦在这片小岛上，挖地三尺，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从人们的言谈举止，到过马路“嘀嘀”作响的红绿灯；从身在异乡的内地学生，到普通话愈见流利的政府高管、金融专才；从胡主席的阅兵，到四大天王同台献艺的回归晚会。香港稍有名气又无架子的人物，几乎个个被采访了十遍以上。
    7月1日晚上，维多利亚港湾绚丽绽放的烟花，让许多扛着长炮短筒的记者兄弟长长舒了一口气。烟花散尽，一场盛大的香港想象，也着实该落幕了。

    日历翻过一页，十周年成了昨天。

    香港，是回到南中国海的一角，还是停留在我们的想象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过罗湖口岸，回头，各色衣衫的人潮中，竟已很难分辨出香港的影子。

    正如作家韩素音1949年的慨叹：我们从来不曾在同一时间待在同一地方，直到相逢在香港。

    绵延的传统反哺母体

    香港说不上是文化沃土，但这片海岛的自由和包容，却使得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风雨之中得以绵延，甚至保存得比它的母体更完整。这是回归十年之际，学者许子东对香港“文化沙漠”这一恶名的反驳。同时，十年来，在海岛上绵延的传统，终于有机会重新作用于其母体。

    从抗战年代赴香港教书、办报的蔡元培、许地山、戴望舒、邹韬奋，到内战时期大批来港避居的文化学人何香凝、陈君葆、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翦伯赞、欧阳予倩、叶圣陶、曹禺等，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心念儒家中国不肯舍弃的钱穆、唐君毅远赴香港，成立新亚书院，保留新儒一脉香火。这些文化精英在香港留下的足迹彼此交错，把每一个年代的火种都保留在这方海岛上，只等有心人去捡拾。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也是这样一块香火之地。回归十年，它逐渐为内地学者所熟知，也进而为他们所依赖。

    1963年，西方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直到中国对外开放以前，中心一直是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截至上世纪80年代初，大约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在该中心完成。

    2003年，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立40周年，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为中心的寿诞发表演讲，开篇便叹了几个问题：

    “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60年代及70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40年前的中国，如同一个烧得火红的大熔炉，内里激烈，外人则无从靠近。有远见的学者最终把“独立于（美国）政府驾驭”的学术研究基地设在了香港，亚皆老街155号一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内。在美国卡耐基、米兰、福特几个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心成立，名为“大学服务中心”，旨在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

    傅高义后来回忆说，“我们在此学到的东西，成为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其后均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桥梁。”

    曾经在“大学服务中心”做过研究的Steve Fitzgerald、Dick Solomon分别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任中国大使，以及中美早期接触时基辛格的助手。中心的另一位常客，汉学家卫奕信爵士，后来成了香港总督。

    1988年，香港中文大学从西方学者手中接管中心。中心主任关信基和主任助理熊景明一致决定，要把中心的服务对象转移，从西方学者转变到来自内地的学者。

    于是，从1996年开始，中心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内地访问学者计划，邀请内地有研究资历且重实证研究的学者来中心访问一个月，提供交通、住宿等一切费用，访问者则在自己长期实证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心馆藏撰写研究报告，与本港学者交流，并作一次演讲。

    这个研究计划进行了11年，从1996年的4个访问学者名额，增加到今年的50个，几乎网罗了内地社会科学领域实证研究最尖端的学者，如秦晖、曹锦清、赵树楷、康晓光、高华、徐晓、李永刚、于建嵘等等。

    曾经在中心做访问的学者李连江认为，香港的开放性、自由性、包容性、多样性给了中心存在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恰恰在某种程度上，用中心保留的完整历史文化，给1997年之后的中国内地，带去潜移默化但极重要的影响。

    中心日常事务负责人熊景明强调，回归十年，内地自身的变化，更令学术的自由交流成为可能。“我1983年来到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香港回归已成定局的时候，许多大学教授朋友都在谈，移民去澳洲，去美国，去加拿大。可是现在，都回来了，没回来的也后悔了。中国在改变，向普世价值靠拢的速度，中国这十年相当快。”

    “中心的意义，可以说是象征了两地的交融。某种程度上我们只不过是先走一步。”

    从这里进入国际学术圈

    中心最引以为傲的是，迄今收集了840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中国2800余个县中，中心已经收到近2800个县的县志，并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统计资料。这些基础的研究资料，包括中心的报纸、杂志收藏的丰富和完整，超过国内外的任何同类收藏。如今，中心成为拥有1949年以后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其使用之方便为海内外学者称道。

    2002年9月，曾在中心做访问学者的于建嵘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回忆起中心，于建嵘仍不住地说，那是一个“特别不错的地方”。

    让于建嵘留恋的，不仅仅是中心丰富至极的收藏，更是中心提供的国际交流平台。“2002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在研究什么，中心提供了一个国际学术界的平台，世界一流的学者聚集在这里，给我充分的交流机会。我能去哈佛与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合作，就是从中心开始的。”

    于建嵘的平台，得益于一次午餐演讲。

    午餐演讲是中心的例行传统之一。每一位到中心做研究的学者在访问结束时都必须有一个研究报告，以西方的午餐演讲形式进行。

    一位曾经在中心做访问的学者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午餐演讲的典型形象：“讲者先吃或后吃，听众们则捧着快餐边吃边听。主讲人讲完听众也吃完了，吃完了就要发难。”

    发难不是开玩笑，熊景明笑谈中心的午餐演讲更像是“批斗会”，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各个专业，都会开诚布公地讲自己的见解，无论演讲方是知名学者还是无名博士，是地方官员还是名校教授，都逃不过这样的“批斗”。

    曾在中心做访问学者的谢泳，在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的午餐演讲主题上，彻底地经受了这样的考验。他的朋友说：“为了更有精神，他故意没有吃饭以保持清醒。但他还是低估了即将面对的困难局面。”

    结束了一个小时连图带表外加PPT的认真陈述之后，饿着肚子的谢泳遭受了意想不到的“狂轰滥炸”。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从本专业的角度向谢泳质疑，“听了谢的发言，除了一些感性的事例外，我们获得了什么？”“数据要有意义，必须有参照系，谢没有提供任何让我们感知的参照”。

    质疑的人争先恐后，毫无顾忌，谢泳自己则说，以前受到的批评加起来都没有这个中午多。他后来已经无法回答任何问题，只是不停地谢谢大家给他启发。

    事实上，这样的轰炸让真正的学者觉得很过瘾，包括谢泳在内。

    于建嵘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也是在这样的轰炸之中，引起了参加午餐会的美国卡耐基基金会裴敏欣教授的注意。她非常欣赏于建嵘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于是请他到美国演讲。而美国之行原本止步于卡耐基基金会的演讲，于建嵘却在演讲现场结识了美国费正清中心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裴宜理。裴宜理非常看重于教授的研究，请他去哈佛演讲，进而请他访学一年，合作研究一年。

    说起这些，于建嵘仍心存感谢：“这样的交流，让我真正进入到国际性的学术圈子。”

    对学术的追求和对自己国家的爱与责任

    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在离开中心的时候留下一段话：“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是对学术的追求，也是对自己国家的爱和责任。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学术和生活的方式。”

    这种氛围，被称作“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声音在现实世界的回响”。

    海外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李连江说：“中心的影响，最直接的是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中西沟通作用。”中心在1988年以前是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基地，至今仍然是许多西方学者查找资料必到的地方。而同时，中心近几年大力促进国内的访问学者计划、研讨班、博士生讨论班等等，创造不同学科中西交流的机会。

    李连江认为，国内很多学者号称研究农民，根本没有跟农民见面，号称研究工人，也没有见过几个工人。反观之下，中心倡导的实证研究更加凸显其重要性。这不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社会关怀有关，更与一种爱和责任有关。

    （作者系香港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