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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国内友人谈及中日经济差距时，总会遇到“不屑的批评”。在很多国人眼中，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影响”也远超过了日本。更何况，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高盛等在内的权威机构均预测中国极有可能超过美国，不出意外，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第一。
的确，在海外观察中国，能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效应”。比如，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弥漫着一种论调，即“如果不抓住中国机会，企业就难以存活了”。日本舆论界也是一片悲观的咏叹调，纷纷失望于每当召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峰会时，日本开始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遗忘与忽视，变得可有可无，而大家会竖起耳朵，认真聆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30年的成就值得肯定，但因为“盛世心态”而让数字掩盖了问题，让成就麻痹了忧患，终将害人害己。正如索尼原总裁兼CEO出井伸之(微博)在接受专访时直言不会地指出，“增长期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身处‘成长期’的人们容易被所谓的‘成就’所迷惑。”可以说，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
在日本，有句民谚：“骄傲的平家不久长。”平家即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平氏”，鼎盛时期曾不可一世，但短短的18年后即被源氏所灭。骄傲往往源自内心夜郎自大式的无知，也源自外界故意或无意的甜言蜜语。
当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之后不久，法国记者吉兰就迅速出版了《世界第三大国》一书，对崛起的日本极尽溢美之词。1979年，哈佛大学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出版《JAPAN IS NO.1》，认为美国要衰退，盛赞真正的世界第一是日本。他感慨道：“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日本在19世纪初就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雷厉风行地学习外国。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成了时代变革的主导者，而不是受害者。其他国家则被外国的影响摧毁了，只有日本从中获得了重生。”
短短的20年，日本从战败国崛起为仅次于美苏两强的大国，日本国民内心的“骄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塑造出来的“日本第一”的假象充满了巨大的迷惑性，但吉兰、傅作义等这些这样来自外界的赞美还是让日本国内的心态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吉兰的《世界第三大国》一书的日文版半年内即再版15次，可谓洛阳纸贵。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日本知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也开始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讲授《日本为什么“成功”》，其讲义被奉为“日本研究经典”。
日本在战后也曾历经“韬光养晦”阶段，当时的日本专注于国内事务，在国际责任和国际问题上，正如基辛格所形容的那样——日本的首相总是“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但1983年初，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开始一改以往的作风，他在与里根会谈时表示：“就太平洋(6.77,0.03,0.45%)两侧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言，日美负有世界性责任。”同年，在G7峰会上，中曾根首相又不失时机地展示日本的大国形象，其发言大都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欧美主导的媒体舆论盛赞：“日本在G7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自1975年G7首脑峰会以来的第一次。”就连日本外务省也洋洋得意地自我评价道：“这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峰会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可以说，一直“韬光养晦”的日本开始“有所作为”。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日本的泡沫经济一直被解读为是一场“货币战争”，但实际上，当时的国际货币战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洲货币之间，和日元的矛盾是其次的。如今，“广场协议”被视为是日本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但实际上，日本当时签署“广场协议”时并非“事出无奈”，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1985年、1987年先后签署《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被虚夸赞美膨胀起来的“大国贡献”，注定了日本会一次次地决策失误，成为盛极必衰的拐点。
1989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共同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该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再版了10次，紧接着《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成为来自日本国内的赞美“崛起日本”的系列丛书，畅销一时，这些书的基调是高呼日本要“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要成为新世界(7.12,0.03,0.42%)史的主角”。
。。。。。上帝让其死亡恐怕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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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6 23:50:30
楼主